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尚，虽然美国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利益，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真的那么无私，探究到最后，依然还是国家利益在引导着这一切。
当然，现在中美、中德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都那么坦荡无私，处处都体现着兄弟般的友谊。中国巧妙地分别向美德两国表示出在远东将义不容辞地挑起拒俄反日的重任，毫无怨言地为美德两国的利益服务。这种表示是如此的真实可信，而且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的。
而正是利益的关系，注定了美德联盟不可能实现，也就使中国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既不必因为加入同盟国而受到协约国的干涉和威胁，更可以让双方都对中国采取审慎的态度，以免中国被迫做一面倒的选择。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并且加入协约方一方，陈文强一直有着冷静的判断，虽然看起来这是随着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偶然性，但从本质上讲，从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看，美国卷入这场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大战却是必然的。
美国是“中立”，还是参战，何时参战，以何种形式参战，这一切都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利益。“中立”，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很强烈，人民反战；另一方面的真正目的是在等待时机，捞取实利。正如美国驻英大使佩奇所预见到的，战后“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快要破产了。海上将不再有德国。而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前途就将会落在我们手中，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是当英国海军掌握了制海权，美国变成了协约国单方面的军需供应国，“变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时，大多数美国商人转向了协约国。
总统威尔逊也就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接受英国的海洋政策并听任美国逐渐成为协约国的兵工厂。因为，“大多数美国工业家自然具有和银行家同样的态度。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我们的销路主要是在协约国，我们愿意看到协约国继续这场战争并赢得战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当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胁不断扩大，协约国一时还拿不出有效的对付手段，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时。美国人开始担心了，万一协约国战败，美国非但不能继续进行“中立贸易”，连给协约国的战争货款也将收不回。
“而随着协约国的安全开始受到威胁，一个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抬头。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出发，美国也应尽快参战。由于利益的关系，美国再不能默认德国潜艇封锁而不损害美国与协约国的友好关系，而且这种默认或许会使德国获胜。换言之，美国在这些新形势下再不能绝对公平；不管怎么样，都会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
制海权，陈文强看到了战争成败的一个关键，德国就是因此而败，尽管它的陆军单挑英法俄而不落下风。
既然看到了一战最后的走向，提早布局，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便是陈文强的最终目标。德国将中国视为远东的准盟友，希望中国能牵制俄国的时候，中国也未尝不把德国看成是一个国家复兴的垫脚石。
上房抽梯，卸磨杀驴，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但上升到国家关系，未尝不能转变成审时度势和英明果断。但陈文强还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暂时对德国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并且给予德国必要的帮助。德国的力量越大，在战争中对列强的伤害越深；战争越残酷，对列强的力量削减越大；而这些，对于中国在战后最终的崛起和自立，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对于美国，中国是真的当盟友看待，立足于长远，既不想让美国一家独大，控制中国的命脉，又想借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壮大，这便要保持一个限度，还有一份戒心。至于反日，这是美国的希望，也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从始至终，陈文强都将日本视为中国崛起的最大威胁，有借力打力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半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收获颇丰，这得益于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得益于美国的利益需求，得益于美洲华人团体的全力帮助。
当然，收获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更包括了工程技术人才的招揽，而这也是陈文强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如果说革命还未成功时，召唤华侨的帮助是基于大义的话，那么现在就更侧重于待遇的优厚，并且是中洋并收了。
建筑铁路，发展公路汽车运输，矿山机械化开采，工厂技术指导，企业现代化管理………中国政府向各种行业的人才伸出了橄榄枝，其范围之大，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当然，代表团不能等人才全部到位再启程，这项工作本来就是长期的，于是华人社团和驻美使馆便承担起了这项任务。就在访美之行基本上要圆满结束时，突发的墨西哥排华屠华事件又改变了他们的行程。
历史上最早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是在西班牙殖民者的马尼拉大帆船上执役的中国船员。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这艘海船定期往返于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海港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上。
17世纪前，很少有华人定居墨西哥；17世纪后，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才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银匠和剃头匠。19世纪初，旅居墨西哥的华人还很少，但在19世纪后期的20多年内，由于迪亚斯总统实行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政策，并于1899年和中国满清政府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才有更多的华人涌入墨西哥。
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最初多在铁路、农庄和矿山劳作，或以洗衣为业，后转而从事日用蔬菜百货的批发和零售，成为较为殷实的商户。他们在墨西哥组织中华商会，同时和美国华商保持着广泛的商业信贷联系。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华人已达一万三千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诸省，包括托雷翁城。
旅居托雷翁城的华人约有六百余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他们和平守法，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衣食并积累着财富。他们不仅经营着餐馆、旅店、洗衣房、杂货店，还拥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华资银行，并在托雷翁城内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他们还经营着大规模的蔬菜种植园，乃至当地蔬菜市场的批发和零售基本上为华人所垄断。在托雷翁城附近的棉花种植园里，华人同样辛勤地劳作着。可以说，对托雷翁城的兴起和发展，华人作出了极大贡献。
托雷翁城华人的勤奋和财富引起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满。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苏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在邻近托雷翁的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发表街头演讲，指责华人不仅抢了墨西哥人的饭碗，还在赢取当地妇女的感情方面都是危险的竞争者。